中国青年报
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sd/2010-06-30/044420576060.shtml
文章很长,重点在后半段~~~~从中看出的中国现状更真实些~~~~
世界杯比赛现场球迷吹着“呜呜祖拉”为喜爱的球队助威。本报记者 刘占坤摄
江夏娟、邬金燕和几个工友在邬奕君家里的厂房中,对呜呜祖拉进行修整,并把它们装入纸箱当中。
郭登翠陪着儿女在自己家里吃晚饭。
邬奕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。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:她看不懂足球比赛,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。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,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,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、学会走路的孙子,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。 她当然不知道,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,有一个外国名字叫“呜呜祖拉”。她也不会料到,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,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,几乎“把全世界都吵死了”。
在南非,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,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;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“一群蜜蜂”中;甚至,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:“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!”
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,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。6月25日,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,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,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。
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“吉盈塑料制品厂”,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。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,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。
“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……”说这话的时候,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,在过去的一年里,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“吵死全世界”的呜呜祖拉。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,然后通过电视转播,响遍全世界。
不过,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,还是老板邬奕君,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。
“没想到,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,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”
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,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,引不起人们注意。这里没有匾额,也没有指示牌,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,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“疏通管道”、“钻孔”的广告。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,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,连字迹也模糊了。
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,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“生产基地”,会如此寒酸。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,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,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,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,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,微笑着点头打招呼。
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。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,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。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,等待着被运到南非,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。
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,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,有中国人,也有外国人。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:“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,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,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不管怎么说,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,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。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,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,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。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,请她们谈一谈足球、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,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。
因为来的记者太多,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,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。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,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。她兴奋地凑过去:“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?”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,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:“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,跟打仗一样……”
在此之前,她们对世界杯“连听也没听过”,但如今,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,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:“没想到,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,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。”
想了想,她又补上一句:“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,我没说错吧?”
“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?”
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,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。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,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。
6月11日,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,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,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:“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?”
第二天,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,邬奕君吓了一跳:“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?”
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,多数时间里,邬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。这个小小的房间的地面上铺着简陋的蓝色地板革,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只红木茶几,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一台计算器,还有一些打印资料凌乱地摊着。
这个留着平头、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,他总是歪着头,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,向客户确认订单,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,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。
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,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。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,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:19岁那年,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。不过现在,很少有人知道这些,面对外人,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。
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,来自一幅外国漫画。2001年,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,一个“原始部落一样”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,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。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,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,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。
“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。”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,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,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,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。
当时,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,这个浙江男人对所有“能发出声响的东西”都特别感兴趣。他做出的喇叭,有的是圆筒形,需要从侧面吹响;有的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,吹起来像和弦一样;还有的喇叭,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。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,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,被送去广交会、义乌小商品市场,并且被拍成照片,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。
不过,直到一周前,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“呜呜祖拉”这个名字。在此之前,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“威欧威欧” (VOVO),但他自己却只是笼统地叫它们“长喇叭”,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“三音喇叭”、“横喇叭”和“酒瓶喇叭”一样。
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,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
邬奕君原本计划着,用这种“独特”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,结果,它们根本无人问津,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,一下卖出了20万个。
“也许是因为这种喇叭很难吹响吧。”邬奕君这样跟记者解释。圆锥形的呜呜祖拉只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,很多人吹到头晕也弄不出声音来。
随后的几年,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。直到2009年的7月,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,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。
邬奕君并不知道,一个月前,在南非举行的“联合会杯”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。他更没有想到,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,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“卖疯了”。
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,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。随后,来自欧洲、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,订单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个。
真正“震”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。大年初二那天,邬奕君接到电话,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,并且点名要 “荷兰国旗”的橙黄色。样品寄出后没多久,他收到了回复:对方下了订单,购买数量是150万个。
“不睡觉也做不完啊!”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,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。
四月底的时候,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,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。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三十几天,再晚一些,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。
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,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,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。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,邬奕君发现,自己的厂子真的“红”了。
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,有些要求采访,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。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,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。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,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。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,“只要有球队出线,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”。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,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,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。
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。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,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,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。不过,对她们来说,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。
每天,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,搬上火车,运上S034省道,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。从这里向西130公里,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;向北前进50公里,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-舟山港。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,就是从这里,被运送出国,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。
“至少,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”
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,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“吵死全世界”的声音。
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。在她手中,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,不仅吹不出声音,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,烫到自己。
不过,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。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,机器的轰鸣声,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,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,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,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。
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,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:混料和吹塑。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,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,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,当然,订单最多的,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,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。
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,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,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。
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,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。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,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,不断地踩下踏板、再松开。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,捏住两端、拉长,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。
等到充气结束,原先的“橡胶管”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,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。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,放在工作台上,等待它们变凉、变硬。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,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,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,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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